就和2023年，人们不想看中超足球，却被贵州的“村超”打动一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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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战争，只是减去了射击。
——奥威尔
当梅西结束香港之行后，在他的社媒评论区下方，有一位外国小哥发了一条评论:
“我的中国同学勤工俭学，存了钱，飞到香港看你比赛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哭了，他扔掉了自己存了三年的海报和球衣。”
这个小小打工人的经历，目前已在外网获得近7000个赞。
这一刻，足球终于开始剥离了它华丽虚无的外衣，开始回归普通人的心灵，也回归早已被遗忘的意义。
工人足球
今天，足球的巨大商业吸金能力，豪门球队创造出的众多精英式偶像，早已让人们遗忘了足球的最初的价值。
它是工人阶级的运动。
现代足球，自工业革命兴起，今天所有的豪门，都诞生于19世纪的工业区。
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、利物浦，纽卡斯尔，德国的慕尼黑、多特蒙德（位于鲁尔区），意大利的米兰、都灵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。都是最早的工业化城市。
说的更直白一点，现代足球的成长史，就是一部工人争取权利的运动史。
在100多年前，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每周7天，每天12小时，工资却只能糊口。为了争取最高工资和基本的休息时间，工人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运动，他们组成工会，也因此团结起来。
为了维持团结，工人们要集体参加活动，除了罢工，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足球。
在当时，贵族们骑马、跳舞、打猎，布尔乔亚们玩体操、田径、桌球，而工人们通过工运争取来休息时间后，下班后聚在一起，喝啤酒，打牌，去工厂旁边的空地踢足球。
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是没用的，工厂主说了：“你不干有的是人干”。
所以整个城市的工人开始联合起来，有事时联合罢工，无事时几个区的球队踢比赛，联络感情，建立集体信念。
一个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没用的，工厂主说了：“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会带资跑路。”
于是更多的城市联合起来了，当一个城市罢工时，另一个城市也去声援，有事时联合罢工，无事时互相访问，靠着踢足球来互相联谊。
这就是足球最早的主客场制，也是跨区域联赛的萌芽，同工人运动的斗争、扩大和国际联合的发展密切相关。
工人的国际联合，也带来了足球的兴起，并向全球蔓延，奠定了后来全球第一大运动的基础。
在当时，一个球队，就是一个城市无产阶级的象征，一个球员，就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旗手。
足球还激发了普通人的爱国主义，两个国家间的足球比赛，如同一场战争般引人注目。
那个时代，一些高高在上的布尔乔亚文化人们，不仅讨厌足球，甚至憎恨足球，觉得足球运动过于狂热和野蛮，充满了民族激情和集体主义文化。比如奥威尔、博尔赫斯，都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对足球的恨意。
然而，劳动者喜欢足球，很多工业城市，几代人祖祖辈辈支持家乡的球队，无论它们兴起还是衰落，有了今天被一些球迷羡慕的“足球文化”。
因为那个年代的球员还不是偶像，不是戏子，他们是自己人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和无产者一样，在捍卫家园。
那个年代，没有金球奖，没有大力神杯，没有超级明星，没有巨额奖金。
那个年代有真正的足球，“属于我们的足球”。
就和2023年，人们不想看中超足球，却被贵州的“村超”打动一样。
真诚
足球从来都不是为了做题而生，金球奖和大力神杯创造不了任何价值，足球唯一的价值，是为人们的心灵而服务。
一个球员拿了多少成绩，多少荣誉，收到了多少吹捧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是为了什么而在踢球。
在今天，足球的文化早已改变的面目全非。
它是一种资本运作，一种造神运动，一种金钱堆出的娱乐，充满了密室政治、慕强文化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。
一位超级球星访问中国，踢商业比赛，目标往往很简单——是为了捞钱。
除了铁杆粉丝，很少有人相信他们是真的想来中国，很多人仅仅只是希望，他们至少能拿钱办事，以基本的态度，演好这出戏，为球迷送上一份嘉年华庆典。
梅西的问题在于，他甚至压根不愿意演戏。
但说到热爱中国，有一位球星，大家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真诚。
他就是迭戈·马拉多纳。
他桀骜不驯，私生活混乱，口无遮拦，性格反复无常，却无法阻挡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喜欢。
在纪录片《马拉多纳》的结尾，他严肃的说：“在我眼中，全球只有中国不是美国的殖民地，历史上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！”
1996年，马拉多纳访问中国。
他的肩膀上刺着古巴革命者切·格瓦拉，单膝跪在小球迷面前签名，
在发布会上，他谦逊的说：“中国足球正在发展，我们从阿根廷来中国，是为了切磋的，不是来教人家怎么踢球的。”
他踢球的地方，叫北京工人体育场。
张路曾在长文里写过，那一代的中国球员，最初选拔自是80年代各个工厂的体育队，足球是全国无数厂矿里倍受欢迎的基层运动，有大量的基层比赛，热情的观众和积极参与的孩子。
那一代中国球员进了世界杯，本以为是开始，谁知道是终结。
随着工人足球退出历史舞台，中国也失去了足球的草根性和基层性，此后花了上千亿资金，仍然无法弥补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此后数十年，中国足球自以为在引入“国际先进的足球理念”，却丢掉了足球这项运动最根本的源头。
更可惜的是，我们原本拥有这些。
自己人
不止是中国人，哪怕是曾经的阿根廷人，也觉得马拉多纳更像“自己人。”
梅西从未得到过如马拉多纳般的爱戴，阿根廷人长期怀疑着这个早早去了西班牙，和阿根廷人的生活无关，一帆风顺仿佛剧本的英雄，梅西在阿根廷遭遇的指责和冷漠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足球明星。
足球无法抛弃自己的民族性，正如无产阶级无法抛弃自己的祖国。
一直到2022年，梅西登顶世界杯之前，当他小组赛输给沙特时，阿根廷作家卡帕罗斯在《国家报》上怀疑，梅西因为收了沙特人的3000万美元，故意放水。
而马拉多纳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，更是阿根廷的民族英雄，其意义远远超越了足球。
1986年夏天，墨西哥世界杯激战正酣，当马拉多纳举杯封神的时候，对博尔赫斯也已逝去，26岁的马拉多纳成了阿根廷新的象征，他的生命也开始了天堂与地狱的循环：
丑闻——复出——丑闻。
正如他的祖国阿根廷建国至今仍然无法走出的宿命：
危机——改革——危机。
1982年，英国向自己宣称的“福克兰群岛”发起了战后规模最大的远征，阿根廷军队败走马岛，溃不成军，万人被俘，有人问他，“您对阿根廷的未来怎么看？”
这位讨厌足球的老作家说，“我认为它已经死了，或者在走下坡路，我没有任何希望。”
腐败的阿根廷政府当然没办法对抗英国，但是四年后，一个踢足球的阿根廷人给了英国一耳光。
他就是马拉多纳。
左脚出世
1960年10月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，菲奥里托镇。
一个农民迭戈·佛朗哥忐忑地走向自己的雇主，“先生，活都干完了，我老婆快生了，我想回去照看她。”老板被这个大老粗窘迫的样子逗笑了，“回去吧，迭戈，如果这回是儿子，给你放一周的假。”
前三个都是女儿，佛朗哥也在心里祈祷这回是个男孩儿，妻子达尔玛可不这么想，快到临产了，肚子里的小宝宝却不踢不闹，说不定还是女孩儿。晚饭后，达尔玛跟他说，“今天是周末，我想去舞会跳一会儿。”
临产还敢去舞会，大概只有豪放的菲奥里托姑娘能干的出来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佛朗哥就被妻子叫醒，“我快生了，去叫医生。”当指针指向七点零五分的时候，屋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医生探出半个身子说，“佛朗哥，恭喜你，是个男孩儿。”
听着儿子的哭声，佛朗哥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给儿子，就叫“迭戈·阿曼多·马拉多纳”，小迭戈长得很快，两个月大去教堂施洗时，把牧师吓了一跳，“两个月的孩子就长这么大？”，三个月时，他就能坐起来，拖着鼻涕到处爬，十个月大的小迭戈已经能站起来，稳当地向前走了。
马拉多纳一岁的时候，佛朗哥迫不及待地送给儿子一个五号大的足球，小家伙两只手都抱不住，索性用左脚去踢球，惹得邻居们都来围观，让他再踢几下，佛朗哥乐在脸上，也愁在心里。
菲奥里托镇是首都旁的贫民窟，他们一大家人只有三间土坯房，冬天寒风刺骨，夏天酷暑难捱，一下雨就只能“去屋外避雨”。幼年的马拉多纳除了足球一无所有，妈妈每天重复的一句话就是，“迭戈，太阳落山的时候一定要回家。”
马拉多纳在回忆童年时光时说，“在菲奥里托，大人们都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，在那个永远转动的足球后面。”
其实，日子并不总是这么苦，往上数几十年，阿根廷可是富裕的代名词。
1862年，阿根廷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，开始发展经济、创办教育、大兴基建，截止到一战爆发前的几十年被称为“美好时代”，阿根廷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
在1914年之前的50年间，阿根廷GDP年均增长超过5%，人口增加了2倍，经济总量翻了8番，人均GDP年均增速也接近3%，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。
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农牧业产品，占出口总额的97%，小麦和牛肉让阿根廷位列当时的世界出口五强之一，而它主要贸易伙伴就是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英国。
资源丰富、政局稳定、欧洲移民和投资大量涌入是阿根廷得以兴盛的原因，但是也埋下了过度依赖出口，工业发展缓慢的弊端。一战爆发后，欧洲自顾不暇，阿根廷的支柱农牧业出口受到冲击，政府在改变还是保守中，选择了保守，仍将利润大幅投向农业，错过了向工业国家转型的黄金机会。
从一战后到大萧条，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位置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，在贸易往来上和阿根廷摩擦不断，而不甘第二的英国对阿根廷说，“咱俩都别跟美国做生意，但你要跟我签优惠待遇的协议，我买你的牛肉，你买我的机器。”就这样，阿根廷抓住了英国抛来的救命稻草，工业器件全部进口，继续吃农业出口的老本儿。
续命到了二战，欧洲大陆再次被战火笼罩，机器设备、原材料的进口全部中断，阿根廷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，社会各界终于如梦初醒，不再纠结是当“农业国”还是“工业国”，达成共识先把工业搞起来再说。
当时阿根廷有三种选择，第一种是发展跟农业相关的工业，把粗放型农业升级为精细型；第二种是钢铁、石油、塑料，拣最难的上，一步干成工业强国；第三种是立足国内市场，发展成半自给自足的工业，带动就业和老百姓的收入。
一番权衡之后，阿根廷选择了第三种，并在贝隆将军当政时期发展为“进口替代工业理论。”在二战后的十年间，阿根廷新增工厂近十万家，工人收入也大幅上升，但这一切都建立国家用外汇进行补贴的基础上，由于产品没有竞争力，无法用于出口，每家工厂只能雇佣20个以下的工人，贝隆政府也难逃被推翻的命运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，阿根廷开始举外债度日。
贝隆将军和夫人
1982年，阿根廷外债总额高达436亿美元，危机终于爆发，走投无路的军人政府铤而走险，孤注一掷地偷袭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，想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困局，但落得个战败投降，黯然下台的结局。
那个年代，憋屈的阿根廷需要胜利，哪怕这胜利来自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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